2008年12月1日 星期一

  如是我见，登上富豪榜的作家可谓风光无限，但作家富豪榜从来不仅仅是一个为文学富豪高唱赞美诗的榜单，我们从未忘记另一群在生存道与文学梦之间纠缠的创作者们。

  调查后我们发现，作家群体的两极分化仍在加剧。去年此时，我们关注过的流浪作家沙漠舟，今年因劳累过度引发急性肺炎，因无钱救治而生命垂危，幸得各界救援而脱离险境。事实上，像沙漠舟这样的作家在中国何止千万，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文学梦想，始终剪不断理还乱，令人揪心。

  鉴于此，在经过反复遴选和比较之后，今年我们将目光瞄准了从90（1990年后出生）到50（1950年后出生）之间具有标本意义的写作者，希望通过对这些个体的特别关注，阐幽发微，折射出中国五代作家的群体生态。我们也由衷希望，此文能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注脚和缩影。本报特约撰稿 吴怀尧

  90后贱女孩

  亮相 出名要趁早，不管用什么方式

  在网上，“脑残”“非主流”是用在90后身上最常见的词，前些年对80后的批判已经转移到他们身上。不管怎样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的登上了舞台，也许他们还不能称为作家，但却开始对所有的作家造成了冲击。

  2008年十一黄金周前夕。北京SOHO现代城，阳光开阔的午后。正在准备出版自传体小说的十八岁女孩秦青在接受《怀尧访谈录》采访时，说起了自己的出生。

  1990年4月10日上午，北京机场居民区。伴随着明亮的哭喊声，一对双胞胎姐妹降生了。先出世的孩子后来取名秦青，晚她三分钟落地的妹妹取名秦云。由于父母在机场工作，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，这对姐妹花一直是学校、家庭，两点一线。上初中时，父母给她们买了一台电脑，“但是限制我们上网，生活还是很枯燥。”

  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，在父母的安排下，姐妹俩双双报考北京某职高航空服务专业。在学校面试的那几天，秦云记忆犹新，“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，男生身上文刺青，抽着烟，女生有的穿着黑色渔网袜。”当天，秦云多了一个名字，“同学叫我包包，叫妹妹阿紫，在职高，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属于自己的昵称。”

  三年的时光稍纵即逝。分配前的一段时间，包包阿紫一直忙于考试。“老师反复跟我们说，能去机场工作是荣耀，但是我和阿紫都不想再走父母的老路。”包包说，“那段时间，为毕业后工作的事，我们经常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。”在学校分配工作的前夕，她和阿紫商量后，选择自谋出路。“那时没有想过以后是怎么样的，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父母的安排。”偶然的机会，她和阿紫被人介绍到一家所谓的影视公司，开始了少女的明星梦。但很快，姐妹俩发现这是一个泥潭，公司负责人只以“造星”之名对她们实施“潜规则”，意识到这一点后，她们“想方设法，脱离出来。”

  2008年4月10日，是秦青秦云18岁生日。两姐妹思来想去，“决定写出自己的经历，算是成人礼。”当天，她们在国内诸多网站开博，自称贱女孩，开始合写自传体小说《谁的青春不腐朽？》。小说灰暗的语言及颠覆既定道德的观念，很快被网站编辑发现并重点推荐，引起各个年龄阶段网友的关注。不久媒体开始介入报道，一时间，“贱女孩”成为网络红人。

  “其实，被媒体和网友狂炒的观点，大部分是我们小说里面的内容。”包包说，从学校出来后，“我和阿紫确实遇到很多事情，我们想合写一本自传体的小说，整理一下17岁时发生的事情，把头脑中零零碎碎的记忆，变成图书。”朝华出版社副总编张宏宇在接受《怀尧访谈录》采访时表示，自己对包包与阿紫一度非常关注，觉得她们的言论对于其他年龄阶段的读者来说，“冲击力强，涉及了很多社会问题。”如果经过技术处理正常出版，“应该会有不错的反响和销量。”

  在网上搜索“90后作家”，很快会出现一堆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：蒋方舟、吴子尤、青夏、阳阳、李军洋、顾文艳、陈励子、范炜、吴雪岚、唐朝等，其中不少人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作品。生于1989年，但自称是“泛90”的蒋方舟，更是因出版8部作品以及“清华大学降分录取”事件，而为公众所知。

  面对这些青春鼎盛的少年，中国作协掌门人铁凝表示，自己首先想到的词是“后生可畏”。“80后、90后这一代作家，拿他们的起步跟我自己比，我觉得他们在知识储备、生活环境、写作环境、整个大的社会背景、艺术起点上，都比我当时要高得多。他们能够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内心，贴近青春地写作，赢得那么多年轻读者的爱，也让我羡慕。”

  而对于自己将来是否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，这些文坛后备军答案各异，包包和阿紫就不十分肯定，在她们看来，写作就是一个职业，“用智慧的方式，过上体面而优雅的生活。”据悉，她们的《谁的青春不腐朽？》即将出版。

  80后郭敬明

  争议 市场属于他们 文学还很遥远

  传统的衡量标准不适用于80后。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主人，是青少年的偶像。把书当作商品去卖吧，有人买就是成功，买的人越多就越成功。争议？那是别人的事，他们没有任何负担。

  2008年9月9日。凌晨的钟声已经敲响，郭敬明还未休息。他刚刚更新了自己的博客。

  “突然间发现，离我上次出版长篇《悲伤逆流成河》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。在自我恭喜2007年度《悲伤》获得全国开卷检测销量第一名之后，我不由想，2008年的《小时代》能否继续第一名呢……”随后，他用八个感叹号为自己的新书做了一个广告：“希望抢到限量版的朋友们，赶快去各大书店预定吧！！不要和你身边的人客气，踩着他们的尸体走过去！用刀砍出一条血路来！！29.8元面前人人平等！！！”

  十二天后，即9月21日，郭敬明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去北京。次日晚上，10点37分，郭敬明以“小四”的用户名登陆“刻下来的幸福时光”论坛，在《小时代》讨论区贴出题为“《小时代》9月24号全国提前上市！”的紧急通知。“悲剧诞生了，我输给了发行管理部的压力，发行部输给了全国代理商的压力，代理商输给了读者们的人肉催书计划……总而言之，妖蛾子们，你们赢了！你们成功地逼得《小时代》10月1日上市的计划活生生提前到了9月24！……”

  9月25日，身着西装面带微笑的郭敬明在京出席了《小时代》新书首发仪式。该书出版者依然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“黄金搭档”金丽红与黎波，文学评论家张颐武等人前来捧场。据黎波透露，《小时代》第一季首印10万册精装限量版三天内售罄，“普通简装版90万册的70%也通过零售商预售完毕。“王蒙、王朔当年都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脱颖而出，由于时代的关系王蒙被流放新疆，王朔当时不被社会认可，郭敬明他们确实赶上了一个好的环境”。金丽红说，“现在的市场应该是郭敬明这批人的。”

  10月13日下午两点半，上海大连路。一身休闲打扮的郭敬明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头戴太阳帽、身着T恤和牛仔裤，卓尔不群，瘦而不弱。对于市场和文学，郭敬明有自己的观点：“当书籍还摆在书店里贩卖的一天，当书本背后依然标注着定价的一天，作品就依然还是一种商品，商品只有被购买了，才具有价值。否则，标榜得再厉害的作品，失去了购买力，就什么都不是。”

  说到文学梦想，他的回答耐人寻味：“老实说，我并没有希望成为一个最顶尖的作家，我的目标是在另外的领域。”然而，颇为有趣的是，此前记者在北京、武汉、合肥、成都、上海、西安等地进行调查时，在不少书店看到郭敬明作品集与鲁迅、李敖、村上春树、王小波、钱穆、沈从文、南怀瑾、黄仁宇等人的作品集放在一起，被列入“名家名著”。武汉华龙书刊发行社总经理黄建祥告诉记者：“今年卖得最好的书就是郭敬明主编的《最小说》，每期都能走货2.8到3万册，”至于《小时代》，他进2万册———而像华龙这样参加《小时代》预购的书店，在国内26个省市书店中有近70家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每家书店都能拿2万册，《小时代》的销量将以百万计。

  然而，这种畅销背后也蕴含着争议，并且，这种争议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圈，也体现在图书界。在安徽合肥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图书公司老总表示，自己卖过不少郭敬明的作品，他有一个正在上初三的女儿，也是郭的忠实粉丝，“郭敬明的作品对孩子们的影响，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，就我的了解，在青少年群体中，郭敬明的影响力远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。”对此，他显得忧心忡忡，“郭敬明的读者大部分是初中生和高中生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，思想多不稳定，他们可以几天不吃早餐，把钱省下来买郭敬明的作品和他编的书，而郭敬明的书中，消极的东西太多，包括怀孕、堕胎、自杀，这些都是他的小说因素，孩子们看了，肯定有负面影响。”

  70后施袁喜

  转型 离诗远一点，离现实近一点

  70后也许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文学青年。他们已不那么年轻，而且，他们中的很多人，也渐渐抛弃诗歌，在现实中寻找力量。他们开始成家立业，开始为生计奔波，想法赚钱。但理想的火苗依然会在生命的间隙闪烁。

  2008年7月21日，星期一。云南大理晴间多云，无风。刚过而立之年的施袁喜，早上睡到自然醒，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北京。“朋友告诉我，昆明公交车发生连环爆炸，让我和家人注意安全……我感佩于互联网的伟大，使消息瞬间得以流布。”起床后，施袁喜没洗脸，就蹲在桌边抽烟，“想，是什么使我们生活在恐惧中？”后来他告诉我，“烟雾太大，想不明白。”

  时光逆转到1977年3月22日，中国文革最后一年的春天，施袁喜出生在云南南涧乡村一个彝族家庭。“像安徒生的童年那样，我童年的沙乐河边，也有一座小磨坊，父亲一度是那里的主人，一个人孤独地守着哗哗转动的水轮。”初中时期，施袁喜开始写作。

  1997年，云南大学对这个出过诗集、获过文学奖的“少年天才”网开一面，将他录进了人文学院。进大学后，“我煞有介事地把自己关在宿舍里，整日读书，装得像个知识分子，替世纪末的文学状况担忧，叹我身才华空负……”当然，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，他也时常迷惑无绪，“有时整日拎着酒瓶，在校园转来转去。”从1993年开始，施袁喜以《黑哀牢》为总题写了一大批诗歌，“一记闪电/扑在窗台上/雷声是你爹/吼着敲门”“牛羊在坡上吃草/你吃什么/五谷杂粮/和往事”，这些电闪雷鸣般的作品最初在朋友间传播，后来被发到网上。

  大学毕业后，怀揣文学梦想的施袁喜只身打马来帝京。之后，像大部分北漂一样，不停地搬家，成摞的诗歌跟着也跟着他从甲地到乙地。“完全是一头理想主义的豹子呀！”不久，他投身在传媒界负有盛名的《经济观察报》，“在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上，一干就是三年。” 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记者采访的从外地到北京的文学青年中，有近60％的人会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，投身于报社、杂志社、图书公司、网络媒体等单位，并等待时机寻求转型，施袁喜即是其一。

  2005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离开报社跳到一家出版社做编辑，因为出色的编辑水准，很快升到主任编辑的职务。等到他离开这家出版社跳到中央电视台时，已经留下了一连串的成绩：先是个人诗选《白乌鸦 黑乌鸦》出版并受到诗歌界瞩目；酒后随手写下的《乌撒牧歌》被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乐队山鹰组合演绎后广为传唱；2005年责编的《富兰克林自传》获得中宣部、新闻出版署、教育部等联合主办的“知识工程推荐书目重点图书”荣誉奖项；2006年责编的李银河作品《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》入围国家图书馆“文津奖”。“再干下去，搞个国家图书奖、五个一什么奖的也未尝不可。” 已经离开出版社两年多的施袁喜笑笑说。对于那些通过写作致富的人，他希望增加得更猛烈些，“作家成富豪的背后，更多地沉积着辛酸的血泪，以及艰苦卓绝的劳动。”

  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施袁喜没想过自己会在北京停留到30岁，也没想过会做电视。“现在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态，能否以3年为时间段：3年报纸，3年出版，3年电视……如此下去，在一个又一个浩大的单位里，卑微地耗尽余生。”他若有所思，“人生没有几个3年。”2008年4月期间，施袁喜离开北京，回到阔别已久的云南。“专事陪老婆，因为快要当爸爸了。”4月22日，他在个人的网络空间呐喊：“如有朋友来云南，请在昆明刹一脚。”

  现在，这个一直在转型的写作者，是香港某传媒集团的杂志执行主编，该刊的部分编辑工作，可以在云南完成。“孩子就要来到世上，惊喜又慌张。”施袁喜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。就在本文截稿前不久，我收到施袁喜的短信，他已经是一位父亲了。“千金难得，是个公主，小家伙刚生下来时，重六斤六量。”短信结尾处，是个笑脸图形。

  60后杨黎

  困惑 40多岁，骂骂咧咧怀揣梦想

  60年代出生的人，应该已经“不惑”，但是对很多作家而言，仍在生活和创作中来回折腾。写作，还是一个纯洁的梦，很多人说，挣够10万元，就安心写作。但是真的能如此吗？

  2008年10月27日。成都，细雨纷飞湿人衣。

  头天晚上，杨黎和李亚伟、颜歌等一帮朋友喝酒直至深夜，等到聚会结束他晃回家时，已是凌晨两点。28日下午，在位于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，杨黎接受了《怀尧访谈录》的专访，这是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对话。

  1962年生于成都的杨黎，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。诗人韩东曾说：“如果天上掉一块石头要砸中一个天才，那被砸的人一定是杨黎。”然而，在部分公众和媒体人眼里，这个“天才”声名欠佳。2006年，杨黎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名为“保卫诗歌”的朗诵会。会上，他的朋友、诗人苏菲舒出其不意的裸体而诵，引来众多讨伐之声；2007年1月23日，杨黎又把自己关进一个“与世隔绝”的房子，声称要住一年，但他只待了十一天。

  对于这些广受诟病的事件，杨黎不愿过多解释，只是笑着说：“我不再相信‘是金子就会发光’这句话，因为地太深了，很多金子都会变成古董，所以还是需要折腾。”他更愿意聊的，是关于写作的话题。

  初中二年级起，杨黎开始有意识的创作，而且上手就是长篇小说。具体写了多少字，现在已记不清，“反正写了很久很久，厚厚的一摞纸。”1977年高考揭榜之后，杨黎名落孙山。从学校出来后，十七岁的杨黎就直接去了银行工作，并且一工作就是四年。一边上班一边创作的生活，杨黎感觉还是不自由，于是辞职。1983年，二十一岁的杨黎写出后来广受文学界好评的《怪客》，并结识了一帮作家朋友。1992年，刚满而立之年的杨黎下海经商。此时，他的想法明朗而坚决：“等挣够了十万，就转身回来写作。”此后，他和几个朋友合办广告公司。再后来，他跳出来单干，而且干得不错，“三年的时间，公司成了成都十大广告公司之一”。但每当别人喊他“杨总”时，他竟会有些不知所措。“老实讲，内心深处不想成为商人，还是希望回到文学创作。”

  2001年，杨黎只身去了北京。“到今年为止，我在北京呆了整整七年，但上班的时间，加起来只有一年。这是我一生中真正的专业作家的时代。”只是这个“专业写作时代”，他挣钱不多，还得靠女友接济才能过活。这期间，他出版了一本诗集《小杨与马丽》和关于第三代的专著《灿烂》。2002年底，杨黎完成个人首部完整的长篇小说《向毛主席保证》。小说因杰出的叙述和诗性的语言，在文学圈内快速流传。遗憾的是，小说经过几家出版社都被退了回来。究其原因，“无非就是小说的名字。”不得已，杨黎将书名改为《少年烧》，“这样一来，又没有市场———啊，市场，多么了不起的怪物啊，它把我们时代的写作压迫得喘不过气。”2008年五月期间，杨黎决定自己“出版”这部小说，“算是对这些怪物的反抗。”小说限额印刷了300本，每本定价300元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杨黎发出去的书有157本，买书的主要是他的朋友。收到的书款让杨黎支付了印刷费、还了一些债。这些书如果顺利卖完，杨黎将得到八万元的利润。

  “这些钱会帮我过上两年平静的日子。在这两年中，我会再写一本小说，然后再把它卖给朋友们。”我问他，如何看待目前作家在生存状态方面的两极分化，他说，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富豪作家不等于写得好，穷作家肯定不是因为写得差———其实各有各的命。

  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，杨黎总结后认为是“不自由”：“事实上，不光是我，我这一代人，实际上都很不自由，总是奔波在理想的道路上，在生活和创作中来回折腾，心中的忧虑从未消失，从未。”分别之际，雨还在下，我问了杨黎一个题外话，你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不喜欢什么样的人。想了想，他轻声说：“我喜欢喜欢我的人，我不喜欢不喜欢我的人”

  50后阎连科

  焦虑 写不出经典，他们将终生遗憾

  “突破一切的主义，写出我自己的作品。”阎连科说。他们这一代人，已可以算是功成名就，名和利，对他们或许已不太重要，而能否写出永久流传的经典，才是他们内心最大的焦虑。

  2008年夏，即将召开奥运会的北京城一派盛世景象，阎连科却心事重重。

  他耗时两年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风雅颂》，引来一些不太友好的流言，“有人说这小子是挖我们北大的祖坟，挖我们教育的祖坟”。

  这部小说的出版异常艰难。先是江苏文艺出版社，在签合同的时候因为阎连科的敏感给退了；接着是北京某出版社要出，阎连科也为此做了修改，可后来领导一审查，又提了将近20条意见，其中有两条是小说调子太灰暗、没有正面人物；再后来又给了东方出版社、上海人民出版社，最后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才终于出版。

  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阎连科格外冷静，如同一个精准的摆钟，在过去和现在之间，自由来回。和莫言、贾平凹的人生经历相同，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阎连科，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僻小镇———田湖镇。他是家里出生的第四个孩子，父母都是两眼不识字的农民。“30多年前，因为我大姐常年有病卧床，不能下地劳动，不能到校读书，为了消磨时光，她的床头就总有小说压在枕下。她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，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。”

  十七八岁时，阎连科读了张抗抗的《分界线》，“张凭这篇小说从北大荒被调到了哈尔滨，这对我是一个刺激和启发。当时，逃离土地的愿望是支持我奋斗的动力。”于是，他白天劳动，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。1978年秋，20岁的阎连科应征入伍。不久，他的小说《天麻的故事》的发表“震惊”全团。到1985年，27岁的阎连科已经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。“那时候发表小说跟现在不一样，能迅速在部队成为苗子，不断参加部队的文学创作学习班。当时我还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，但是和别人对比后，发现差别太大，正好有机会，就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学去了。”

  在军艺期间，阎连科奋笔疾书，发表也一帆风顺。但写着写着，感觉身体不行了。1991年从军艺毕业后，阎连科每天写作两小时，可以一口气坚持十天左右。“但是，近年写作长篇，还是每年都会犯病。写长篇太耗神，这样就只好一边写作一边看病，很烦恼，这也是写作让我痛苦的原因之一。但是如果不写的话，有时我会更痛苦。”

  离开老家三十年的阎连科，依靠写作在北京建立了家庭和名声，但并未因此而腰缠万贯，有时为了挣钱，弥补一下写小说稿费不足的生活之缺，也会写写剧本。“如果小说的稿费可以填补我家的生活所需，我不会去做电视剧的编剧。电视剧不需要有文学，只需要有娱乐，这是我最讨厌的。”

  《风雅颂》的写作是一次突破，50岁的阎连科希望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突破，“突破一切的主义，写出我自己的作品。”当然，他需要突破的，不仅仅是创作。

  都市和乡村的彷徨一直困扰着阎连科。作为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，阎连科却总觉得自己是异乡人。“这是一个权力中心，是文化的名利场中心，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。我的户口、妻子、孩子和房子都在这里，但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。”

  曾连续几年，他琢磨着落叶归根，回老家打发余生。“但家门口的小河已经不在了，后坡的桃花园也没有了。当年乡村的诗意和情谊都不在了。和当年的老朋友无话可说，很多时候非常尴尬，于是只能划拳喝酒。”

  他为前半生做的总结是：“如此的没有意义，不到20岁便出来闯荡人生，30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，就是那些招惹非议的文字。”